教材是块"肥肉":每一次调整都是利益的重新分割

　　近期，海南、广东江门违规调整中小学教材被教育部紧急叫停。这并非个别现象，此前在安徽、黑龙江等地也发生过类似事件。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，一些地方出版集团为获取经济利益，联合当地教育部门，随意调整已选定或正在使用的中小学教材。业内专家建议，要减少行政干预，强化教材竞争机制，严查利益链背后的权力寻租。

　　教材是块“肥肉”，出版商使尽手段攻城略地

　　教育部下发关于“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”的通知还未满月，海南全省、广东江门市就对学生教材予以大面积更换，引起很多家长和老师的不满。

　　根据海南省教育厅此前印发的《2013年海南省书目》通知，“除去个别学科有所调整外，绝大部分学科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版本”。然而，不少学校“个别学科”的调整却涉及13个学科，其中11个是义务教育学科。据了解，教育部规定的义务教育总学科为19个，这意味着过半的学科都进行了调整。

　　6月中下旬，广东江门市教育局通知，全市使用民营机构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编写的英语教材的学校，从初一起改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写出版的英语教材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这一调整涉及面大，江门市使用仁爱英语教材的学校多达184所。

　　实际上，从2001年起，《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》颁布实施，就标志着我国统编教材垄断格局的打破，要求引入竞争机制，增强教材的多样化、选择性。

　　“教材是一块‘肥肉’，出版商在每个省都安排专门人员甚至团队跑关系，使出各种手段对相关领导进行公关，想尽办法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。”西部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。

　　北京一家教育出版社负责人坦言，仅中小学教材一项，每年市场规模高达数百亿元。每一次教材更换，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。“金钱开路，左右地方教育部门选用教材，是教材界的潜规则。”

　　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告诉记者，教材在选用上行政干预过度。一些地方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经选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，致使教材选用委员会权利得不到保障，一些部门或个人则从中捞取好处。

　　结成“利益同盟”强制施压，坐享垄断之利

　　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，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，以指定版本或删减书目方式，实现对地方出版集团的保护。其中，很多采用的是强制租型。所谓租型，即教材原创单位将教育部审定通过的中小学教材定稿制作成胶片，交给省级出版集团的租型单位，由其转手将胶片交给印刷厂印制教材，教材印刷完成后由新华书店发行。

　　北京市一位出版界资深人士透露，在这一链条上，租型单位、印刷厂、新华书店分别拿走教材利润的27%、42%和28%，剩给原创出版社只有3%。“假设一本教材定价为10元，原创出版社仅剩下3角钱的利润，根本不够支付教材的维护、修订等费用，这无异于‘杀鸡取卵’。”

　　“这种不公平的交易是通过强买完成的。”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部分地方强行规定外省市教材进入“领地”必须同意租型，否则不列入或撤下《教学用书目录》，或直接调换为接受租型的出版社教材。

　　一些出版社则以市场份额要占到50%左右作为租型合作的条件，而地方出版集团以提供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培训费的名义作为回报，从而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。

　　此次海南更换采取租型的人教版教材，其唯一代理单位为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发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。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，涉及教育行政部门、出版发行部门、出版社等多方面的利益分配，十分敏感，不方便多说，怎么解释都会损害某方的经济利益。

　　周安平对此现象表示担忧，他表示：“一些省级教育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联手，出版集团和原创出版社结成利益联盟，频繁更换其他出版社的教材，可能会出现教师吃不准教材、教辅材料重新更换、影响教学质量的后果。”对此，一些中小学教师也反映，个别教材出版商由于资金回笼困难，不愿或无力修订、完善教材，会使课改的初衷落空。

　　严查权力寻租，消除地方保护，细化监督问责制

　　采访中，不少业内人士表示，每年约600亿元的中小学生教材教辅“蛋糕”，不能被乱分割。要引入竞争机制保证其多样性，提高教材质量和教学效果；同时，也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，避免由原来的“大一统”沦为“小一统”。

　　“行政色彩过于浓厚，是目前中小学教材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，减少行政干预，建立公正、透明、民主、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，保护教材编写者和团队的利益和积极性，才能充分保证让优秀教材脱颖而出，教材多样化战略顺利实施，也才能不断完善提高教材质量。

　　“教育部目前的教材选用办法，还没有对违规处罚做出实质性规定，也缺少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手段。”周安平表示，现行选用教材的规则，亟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，特别是应加强、细化监督和问责的条款。海口一中的一位教师认为，对于违规更换或指定教材现象，必须严查背后有无存在权力寻租等问题。

　　另外，教材多样化建设是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长期基本方针，但相关规定中并无实现这一目标的“基本底线”，特别是每个省单一学科的品种以及比例。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乃庆在给教育部写的建议中表示：“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一定要规定，每学科供选用的教材版本不应低于三种，同一版本原则上不应超过本省区市学生使用量的50%。不符合规定的，教材选用工作领导小组可以进行相应调控。”

　　堵住推荐书目的垄断黑洞

　　近几年，我国每年出版的教辅书在1万种以上，约有300亿元的市场份额。尽管相关部门多次联合下文进行规范，但中小学教辅市场依旧难以走出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乱的怪圈。

　　学校参与渔利：4折买进，全价卖出

　　“高定价、高回扣是教辅行业内的潜规则。”北京市一家民营出版商坦言，高价是为了给教辅图书的每个流通环节留出层层加价的空间。一本10元成本的书，可能标价40元，即使2折出货，还能有钱赚。

　　其实，无论哪个环节获利，最终买单的都是学生和家长。一本《5年中考3年模拟》的教辅书，标价39元，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不打折。在北京市朝阳区图书批发交易市场，批发四五十本以上，能打五六折。一本《2年高考3年模拟》的教辅书，标价67.5元，如果学校集中购买，一般是4折优惠。

　　海口市高三学生王力告诉半月谈记者：“一本高考辅导书，学校四五折买来，我们却要按照全价支付，差价全被学校拿走了。”

　　有位中学老师算了一笔账，以高中一个年级300名学生计算，每人缴纳500元教辅资料费，学校就会有15万元的收入，按照4折的优惠幅度计算，9万元的毛利会落入学校。

　　据了解，各省教材审定委员会每学年向中小学校推荐教辅图书目录，以此对教辅书籍进行质量把关。然而，一些学校为了获取更多收益，以推荐教辅不好用为借口，向学生推荐另外一些教辅书籍，这种现象在初三和高中阶段极为常见。

　　“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，除了我国应试教育的体制使出版商趋之若鹜外，还因为教辅门槛低、教辅市场混乱，很多出版商浑水摸鱼，牟取暴利。”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表示。

　　利益捆绑：公关市场变为公关教育部门

　　为整治教辅图书过多、过滥、过贵的问题，2012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下发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以省为单位，对中小学教辅材料进行评议，择优选出若干套进行公告，以目录的形式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。

　　这一规定出台后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教辅图书市场。然而，一些新问题也随之产生。虽然教辅图书自由定价是存在的，但这些图书能否进入省级教育部门的推荐目录，并没有通过市场竞争，而是由地方教育部门垄断的。

　　北京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人透露，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为了保护本地出版集团的利益，往往在教辅书评议阶段，排斥原创出版社以及外省出版社的教辅图书进入推荐目录；另一方面，当地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会给教育部门一定比例的利润返还，每年大约有上千万元，双方实现利益捆绑。

　　今年7月，广东省2013年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中，本地出版社占95%以上，而绝大多数原创出版社的教辅图书没有进入目录，甚至占教材市场份额近7成的人教社，仅有小学英语、高三数学两科进入该目录。

　　一出版社负责人说：“过去发行靠市场竞争，现在靠进入省级教育部门的推荐目录，从公关市场变成了公关教育部门。”据了解，在全国3万多个书店中，有80%的书店经营教辅图书，而大多数新华书店的经营利润，主要来自教材与教辅图书的发行。

　　挤压不当牟利空间，保护家长学生利益

　　如何杜绝推荐书目形成的垄断黑洞？业内专家认为，该政府管的交给政府，该市场化的还给市场，实现国有、民营出版社同等待遇，各类企业有序竞争。

　　一些民营出版商建议，严格控制出版准入市场。对于教辅读物的出版，实行备案管理制度。如果教辅图书存在质量低劣问题，即对出版社进行禁入限制。

　　“对于非法出版物或者套号图书，应坚决取缔，对相关书商予以处罚。同时，整顿图书发行市场，严禁通过学校、教师代理发行教辅读物。”周安平说，强化出版计划管理，对于重复和雷同的教辅图书，应通过书号备案进行总额控制，取缔雷同的出版计划。

　　兰州市高级教师杨琴说，一些省区市出版的教辅应该接受原创出版社的质量监督，一些原创教材出版社的教师对于教材重难点的把握更透彻、更清晰。

　　同时，一些出版商认为，一些经过各省教育部门评审进入书目的教辅材料，其中新华书店占有定价25%的运输费用，这个比例过高，有大幅度减少的空间。

　　“此外，教辅书籍推荐目录的审定、发行等环节应接受第三方监督，严查教辅目录问题中存在的权力寻租和腐败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，要切断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出版集团之间的利益链。充分尊重学校、老师和学生的选用权利，真正实现公平竞争、优胜劣汰。（记者 刘元旭 傅勇涛）